包法利先生

媒体对于《读书》换帅事件的详尽报道，不但超出了我们原先能想像地到的范围，同时也证明了一种现实的尴尬：大众媒体对《读书》人事变动的关心，大大多于对《读书》内容的关心，也大大多于对读书的关心。

诚然，有人会说，关心人事变动，不也是关心《读书》内容的取向么——这听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，然而这种论调对于现实来说显然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：我们的众多读者，也许在《读书》换帅之前就根本不看这本杂志，而即使是换了人，改了所谓目前种种毛病，看《读书》的人也不会因此也多很多。

人对于曾给自己留下美好回忆的事物，总是不免抱有一种想像，于是对于现在的事物也不免有今不如昔的感叹,却忘记了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变化最大的也许不是一份杂志和他的精神，而是我们自己。时代改造一切，尤其改造的是人，时空的错位使得物是人非，但往往我们却因此产生更多的不正常的抱怨，不能衡量我们与外在事物关系的微妙变化。

而这种微妙变化，体现在《读书》与我们的关系上就是，我们离《读书》越来越远了，同样的，《读书》也不免与我们越来越远了。在过去的时代里，一句“读书无禁区”的口号也许就能让我们振奋，然而在今天，越来越多的是不读书的人们。大众文化变成了我们呼吸生存的空间，而读书反倒成了一个人们不愿走入的禁区。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之下，我们不免要发问：我们和《读书》，到底是谁抛弃了谁？

我没有答案，同样也很难说出对和错。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毫无疑问的是，以所谓新左和不好读为借口来为换帅唱赞歌，不见得是一件让人放心的事情，之所以不放心，不是因为我能从这些人的言论中看出什么阴谋，而是因为我们怀疑，在去除所谓新左倾向，让杂志更好看的标准之下，《读书》杂志的前途将会怎样？依我看，最大的可能不过是，它成了另外一种风格和路线的杂志，但这另一种风格和路线，即便是走上了回忆中的老路，就能真正的重现昨日的辉煌？

我们在讨论《读书》的时候，不能忘记刘小枫在《读书》十五周年时就指出的事实：《读书》的长命，官办的背景始终是重要的。而如今，官办的背景依然存在，我们就不得不想到，说什么话，做什么事，总有一个限度，而这限度的边缘到底在哪里，将去向何方，也都不是好猜测的事情。

而换帅一事的报道，最大的意义也可能是向我们透露了，这份杂志在一次可能的转型中，官办力量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
回过头来看《读书》这份杂志，读书无禁区的口号已经不再新鲜，然而三十年了，禁区真的没有了吗？

毛主席说，事情正在起变化。我们只有作壁上观。